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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，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誕辰，學界素有“北錢南王”之稱，王水照《錢鍾書的學術人生》與吳琦幸《王元化傳》適時出版，亦為一時雅事。兩書均為后輩追懷先師，王為錢先生私淑弟子，吳為王先生入室弟子，早前曾出版《王元化談話錄》《王元化晚年談話錄》等，已為傳記撰寫做了前期準備。去年推出40余萬字《王元化傳》，全景展現(xiàn)王元化的人生軌跡、人格特質(zhì)、治學風格、處世心態(tài)，聚焦于作為文藝理論家與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、反思、否定、超越的艱難心路歷程，特別是披露一些獨家材料，又以史家的謹嚴考訂過往的以訛傳訛，相比此前出版過的《王元化畫傳》《王元化別傳》等，該書呈現(xiàn)出后出轉(zhuǎn)精，更為全面、客觀、公正的特點。
讀罷《王元化傳》，掩書而嘆，臨風遙想。王先生學問既廣且深，自非后學能登堂奧，探細微，現(xiàn)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陳己見。所謂底色，特指個體從出生到青少年時期，由本我到自我、超我過渡的精神烙印。而貫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決定其由左翼青年升華為深邃思想家的獨特人生軌跡的，可以溯源到童年時期的三重底色：楚人血統(tǒng)、教會家庭、清園情結(jié)。
楚人血統(tǒng)
傳承屈原的孤往精神
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，出生在武昌，晚年王元化多次說到血管里繼承了楚人傳統(tǒng)：脾氣暴烈、性格倔強。他常講：“我是湖北人，性格中有楚蠻之氣。王先生曾隨汪公嚴習《離騷》，又以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名聞學界。劉勰曾列出后世學屈騷的四類人：“才高者菀其鴻裁，中巧者獵其艷辭，吟諷者銜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”，在魯迅看來：“皆著意外形，不涉內(nèi)質(zhì)，孤偉自死，社會依然，四語之中，函深哀焉。”王拈出魯迅評價，引為同道，意在批判俗世僅將文學視為炫才耀技、吟風弄月之具，不能、不敢學屈子精神實質(zhì)。嚴格地說，屈、宋固然分道揚鑣，漢代賈誼卻有屈子風神，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。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譽顧準“靈均將逝，腦海波起……茫洋在前，顧忌皆去”，他本人又何嘗不是傳承屈子精神的代表？也許是“日用而不知”，即前所言集體無意識，現(xiàn)略為申說——
王先生一輩子惡紫奪朱、惡鄭聲亂雅樂與屈原喜善鳥香草、惡怨禽臭物一脈相承。他一生愛雅如命、嫉俗如仇，他心儀十九世紀文學，自稱十九世紀之子，尤其服膺于羅曼·羅蘭的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書中主人公熱情豪放、倔強不屈，不向命運低頭、不向惡劣環(huán)境妥協(xié)，分明就是屈子的異國知音。文學應指明向上一路，引人思考，展現(xiàn)崇高的精神力量，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。他對于張愛玲與錢鍾書小說的批評正立足于此。晚年王先生更是對古老文明的衰落與人文精神的式微憂心忡忡。他并非反對大眾文化本身，卻擔憂其藝術品位與精神向度：“藝術不能在古與今、中與外、新與舊之間作出高下之分，而只有崇高與渺小、優(yōu)美與卑陋、雋永與平庸的區(qū)別”，“一個以時尚為主導的社會文化中，是沒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”。
楚人血統(tǒng)還賦予王先生孤往精神。孤往精神，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學門徑。魯迅有詩：“一枝清采妥湘靈，九畹貞風慰獨醒”，蕭艾遍地，標準混亂，眾口囂囂，醒者彷徨無依。但真正的學術研究，須高視闊步，勇敢地走窄門，依自不依他，遵從內(nèi)心指引，不以多數(shù)人的評判與裁斷為意。王先生晚年主編《學術集林》，本可拉山頭，搞派系，但他不屑于此；90年代他的“中道”和反思，也引來一些議論，被外人誤解為“轉(zhuǎn)向”、被劃入國學派、保守主義等等。對此他感到氣憤，鄭重聲明：“現(xiàn)在學術界也有拉幫結(jié)派之風，但我不參加互助組，也不參加合作社，準備單干到底�！�
教會家庭
反思理性的局限性
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會教育影響：父親王芳荃少時家貧，得教會資助，為上海圣約翰大學首屆畢業(yè)生，后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；母親桂月華曾在上海圣瑪麗學校就讀，外祖父則為一名傳教士，曾為沙市圣公會第一任會長。王元化出生即受洗，成長于基督教及中國士大夫傳統(tǒng)教育的家族氛圍之中，雖然王元化從少年時代受到左翼思潮影響，參加革命之后，就拋棄了基督教信仰，但其人格、學術、思想難免受其影響。
吳琦幸曾問王先生從基督教家庭到入黨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轉(zhuǎn)變，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，隨后又說：“但基督教給我的影響是很大的。至少給了我們的好處是人應該謙虛，人不可以和神一樣……”
青紫榮身肥家，為世俗所尚，以夸市井小兒，錢鍾書與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，兩人雖無意為官而命運陰差陽錯。錢冷眼觀世，埋首書齋，不以俗務為念，刻意保持文化遺民身份，他不需世俗榮譽的加冕，故而只掛名不問事，屆滿身退，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。王先生肝腸似火，以救國救民為念，但權(quán)力一旦出界，政統(tǒng)凌駕道統(tǒng)，也寧可棄高位，只以聚徒講學為樂，這未嘗不是基督教“上帝的歸上帝，愷撒的歸愷撒”的反映。
私意以為，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與基督教家庭背景有關。王晚年著述，偏愛用“思”與“反思”二詞。誠如林同奇所言，反思對于他而言，不僅是一種思考方式，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。這種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，因為反思的對象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曾經(jīng)自以為是的自己。王先生可能借鑒了古代為己之學的精神傳統(tǒng)，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亞：“上帝創(chuàng)人，為何要他先有了缺點，才成為人”，因為人不完美，對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，對內(nèi)則要不斷反思、修補與完善自身。他后來一直為當年違心地寫過批判胡風的文章而不安，這與晚年托爾斯泰的懺悔極為相似，而他同時代的學人，有的人選擇拒不反思，把問題推到外因上，或是三緘其口，仿佛什么不曾發(fā)生過。
外界通常以為，王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集中在意圖倫理、功利主義、激進情緒、庸俗進化論四大目標上。垂暮之年王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四大目標，而是尚未完成的有關認識論的基本觀點。在他看來，人有局限，不是萬能的，對于認識世界不能過于自信，須懷有一種敬畏之心和懷疑之心。他早年受到黑格爾思想影響甚巨，堅信人的理性可以達到全知全能。人們按照理性的指引，可以打碎舊世界，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。而二十世紀的人類和中國的悲劇，在在說明理性同樣造成了諸多罪惡。他于是忍受著刮骨療毒般的痛苦，清理黑格爾思想中絕對主義和獨斷論。
清園情結(jié)
大學問背后有深邃關懷
幼時成長的清園，構(gòu)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。吳著詳細考訂了王父王芳荃及清華諸賢的具體居住地的說法。晚年王先生對清園有一種特殊的眷戀，足以證明清園在王先生精神坐標中的重要地位。許紀霖說，“和王先生精神源頭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是梁啟超、王國維和陳寅恪”，王并非清華弟子而是清華子弟，他認同清華，不是校友對母校的崇拜，而在耳濡目染的純正學統(tǒng)，那是經(jīng)由王國維所實踐又由陳寅恪所提倡的“獨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。陳氏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碑文，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復吟誦，并在演講中奮力鼓吹，文章中反復引用，可見他念念不忘的，就是清華精神。他努力捍衛(wèi)這種精神，他所擔擾的，也恰是清華諸賢所開創(chuàng)的學統(tǒng)被有意或無意地毀棄。章太炎論清學衰敗時指出，“其故實乃學者心術已不正，專門以刺探貴人意志為應對之資，風氣敗壞，學術自亦凋零”，可謂一語中的。民國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，即在于，隨著現(xiàn)代學術獨立潮流與客觀主義原則的建立，人文社會科學逐漸擺脫非學術因素干擾，成為獨立自主的學問，向著專業(yè)化、學院化與獨立化方面良性發(fā)展。陳寅恪晚年所堅持的，王元化通過對陳的闡揚所倡導并踐行的，也在于此。
一些學者沒能深入歷史現(xiàn)場與王先生的心理世界，斷言“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”是正確的廢話，顯然低估了王的格局、眼界與胸襟。王晚年最憂慮的、談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思想與學術的分離。八十年代各路人馬放言義理，高談闊論，“尊德性”壓倒“道問學”，其弊在空疏，甚至游談無根；九十年代形勢丕變，“道問學”壓倒“尊德性”，以考據(jù)代義理，以文獻主義掩飾思想的貧乏，將學問變成工匠般的雕蟲小技。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搖擺，王先生將目光返歸清園，他推崇陳氏，“陳寅恪我是真佩服，不要以為他是一個冬烘先生，這個人很有歷史眼光的”，一般人以為陳氏只是一個考據(jù)家，史料占有豐富，繁瑣冗長，不成體系，王先生認為陳氏的獨家本領在于，于錯綜的歷史現(xiàn)象中，探索主要環(huán)節(jié)，掌握史事演變，于小事見大局。這種尺幅千里的功夫，實為其史學的最高境界，其大學問背后有穿破時代的深邃關懷，堪稱“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”之典范。
對于王先生豐富的一生，用三個向度概括，難免有簡單化與標簽化之嫌，掛一而漏萬，不足以理解其廣闊的交游與思想的脈落。好在吳著立體地展現(xiàn)了王由革命者、文藝理論家、到上海精神領袖的人生軌跡，讀者自可涵泳與體味中尋找答案。
□陳建華
（來源：新京報）
(編輯：王思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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